WashingtonD.C.不相信眼泪 — 从华为、中兴 新败于美国之役说起

华盛顿不相信眼泪 — 从华为、中兴 新败于美国之役说起
比较不错的博文:
1987年任正非集资人民币两万元创立了华为公司,短短二十五年间,华为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乃至电信业的心脏地带欧洲攻城略地,迅速崛起为仅次于爱立信的世界第二大电信设备生产商。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华为数次尝试拓展业务,始终不得其门而入。近年来华为发起数次对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并购案,均已失败告终。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资本(Bain Capital)试图以22亿美元收购美国网络设备制造商3Com公司16.5%的股份,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该交易启动国家安全调查,不久后以3com公司持有大量军事合同为由提出反对意见,华为*放弃该收购案。2010年8月,美国移动电话运营商斯普林特公司(Sprint-Nextel)发起网络升级的招标,华为和中兴希望参与其中。虽然华为提供的解决方案报价大幅低于竞争对手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和三星的报价,却遭到美国参*的横加阻挠。他们致信总统奥巴马和财长盖特纳,要求对华为公司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进行彻查,时任商务部长的骆家辉也要求斯普林特拒绝华为与中兴的投标,最终提出最低报价的华为和中兴无缘这个50亿美元的网络大单。2011年2月,华为卷土重来,试图以200万美元收购濒临破产的美国IT初创企业三叶系统公司(3Leaf Systems)的资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再次披挂上阵,要求剥离合同规定的专利资产,该收购计划随即流产。在收购三叶公司失败后的同一个月,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华为美国公司董事长胡侯崑发表了一封针对美国市场的公开信[1],信中希望美国公开调查华为公司,以期澄清与纠正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对华为公司的偏见。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IC)遂展开对华为是否危害国家安全的初步调查,2011年底开始正式展开调查并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对中兴通讯公司的调查。今年9月13日,情报委员会就华为、中兴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举行公开听证会。华为高级副总裁丁少华与中兴高级副总裁朱进云出席听证会[2]。10月8日,该委员会对华为和中兴通讯为期一年的调查结果报告终于出笼。在对外公布的的非机密部分,给出了调查结论:“华为和中兴通讯公司提供通信设备给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相关风险,可能会消弱或危害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该报告建议,美国*应阻止这两家公司对美国公司的收购行动,避免使用这两家公司的设备以及进行其他形式的合作,美国企业也应寻找可替代华为与中兴通讯的电信设备供应商[3]。


在接受情报委员会近一年的调查过程中,身为全球第二与第五大电信设备生产商的华为与中兴公司,为了能够进入美国市场,极力放低身段,委屈求全,尽量配合情报委员会提出的各种要求,大有哀兵求胜之态。华为在去年12月正式向情报特别委员会汇报了相关情况之后,又在今年2月23日在深圳华为总部接待他们参观考察。今年5月23日,公司罕见地安排该委员会在香港一个私人俱乐部与总裁任正非当面会谈,试图消解委员会对这位公司*的神秘印象。6月份收到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清单后,华为公司按约定做了回复。在9月13日的听证会上,华为与中兴公司的高管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小组面前不可谓不配合,不可谓不低姿态。在媒体所称的“在长达3小时的激辩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位高管的动情陈述,小心回答,竭力试图说服美国*。两公司进入美国市场为美国人民服务的诚意,足可教日月动容。对美国*的提出的种种要求,如公司党组构成,与*关系,经营状况,甚至一些涉及公司机密的合约细节,都口头答应将书面提供。华为中兴两位高管表现的前所未有的诚意,换来的只是问询者怀疑的目光。委员会最终出台的报告中称,“中国具有恶意使用通信公司的途径、机会和动机。”背负了中国原罪的华为中兴高管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战斗。无论如何努力,埋藏在*先生们心中对两家公司根深蒂固的怀疑,像西西弗斯的巨石一般一次又一次地滚回到他们面前。


在情报委员会对华为中兴公司提出的诸多指控中,其中一条是担心中国*要求华为与中兴在其制造的设备中植入恶意程序,以在需要的时候对美国进行网络战争。应当说美国的担心并非出于凭空想象,因为他们本身不但精于此道,更是这种极具破坏力的网络战的鼻祖。1982年6月,美国中情局为了攻击连接西伯利亚和欧洲市场的苏联天然气管道,布下了所谓的“逻辑炸弹病毒”陷阱。他们在一套从加拿大购买的软件中加入了恶意程序,并通过这个软件进入苏联管道控制系统,引发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大爆炸。美国空军估计爆炸有3000吨当量,相当于一次小型核爆炸。那次攻击严重打击了当时的苏联经济。中情局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的托马斯·里德(Thomas Reed)在2004年出版的《在深渊:一名知情者讲述的冷战史》一书中披露了这个事件。另一起著名事件是小布什当政时期启动了代号为“奥运会”的网络战计划。该计划由美国与以色列专家秘密联合研制了专为袭击离心机而设计的蠕虫病毒“震网”(Stuxnet)。2010年夏季,“震网”蠕虫病毒在伊朗纳坦兹核电站潜伏了一年之后一波又一波地爆发,病毒突然改变了离心机中的发动机转速,摧毁了离心机的运转能力并对其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那次连环攻击造成伊朗近1000台离心机瘫痪,以色列评估攻击造成伊朗制造核弹的计划至少推迟了两年。若不是该病毒在发起攻击前的6月意外脱离伊朗纳坦兹核电站,散播到全世界的互联网系统,世人也许直到现在还要蒙在鼓里。根据赛门铁克公司的一份报告,到2010年9月底为止,“震网”病毒在世界范围内感染了10万台主机,其中有6万台位于伊朗。有句话说自己是贼,看别的人也都像是贼。美国作为网络战的老祖宗,自然对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前景感到恐惧,而华为中兴公司生产的网络设备,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情报人心目中潜在的“特洛伊木马”。



在听证会上,美国*对华为与中兴公司内部的党组问题不断发难,同时还质疑他们与*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早在去年11月,美国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AEI)发表了一份由该所高级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撰写了一份题为《电信与华为难题: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的报告[4]。这份报告讨论了美国应该如何权衡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与安全风险,并在概述部分对美国*提出了建议,其中多项建议被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10月8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所采纳。今年3月22日,企业研究就这份报告举办了一次专题讲座,邀请了华为美国公司副总裁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报告撰写人克劳德.巴菲尔德、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乔治城大学的西奥多•莫兰(Theodore Moran)、和2049项目研究所的马克•斯多克斯(Mark Stokes)等多名学者参加[5]。巴菲尔德在讲座上援引著名智库兰德公司2005年的一份研究称:“兰德公司的研究提出中国的‘数码三角’,一方是人民解放军,一方是研究机构,第三方则是国营或私有企业,这三方有着紧密关联,有着某种协同关系。而这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华为在1999年之后这十年的发展,就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很明显的,中国*在1990年代操纵了电信产业。”


美国之音在报道这次讲座的文章《美专家:华为难撇*原罪》中援引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剑道的话说,“没错,我认为华为背负了原罪。”他说,受到中国*扶植的中国电信企业,背负着*的原罪以及中国*的战略考量,因此不适宜对此两家公司开放美国市场。事实上,他给美国*的建议是,彻底封杀华为与中兴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他的这个建议显然也被美国众议院情 报委员会的报告所采纳。

对于被问及至关重要的中国国家安全法第十一条,即“国家安全机关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可以查验组织和个人电子通信工具、器材等设备、设施。”[6],如果中国*援引该法律,要求获得访问客户所用设备的权限,公司会否拒绝时,华为与中兴的高管们先是称不清楚有这条法律,或没有相关知识,然后竟然罔顾公司母国法律,称如果遇到以上情况,公司考虑到他国法律和为了保护客户,将会对*说不。话都说到这份上,美国的*先生们满意了吗?来看看提问的众*亚当•希夫听到他们的回答后是怎么说的吧:
“先生们,我感谢你们的回答,但我认为你们在你们的中国和美国顾问的知会和代表下,已经到了对这条直接作用于你们所从事行业的法律没法不熟悉的程度。我想如果真有这样一件案子,公司对来自*或*的要求说不,而当你们向法庭寻求保护你们的决定时,你们也将能够认识到这条法律。我感谢你们美好的意向,但你们运营在一个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中国法律系统内,在这个系统内你们还无法向法律寻求安全保障,以及向中国*说不。你们生活在一个你们的*从事着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行为的环境里,这是你们和其他中国企业所正在背负的负担。我感谢你们试图发展你们的公司并以一种合法的方式运营,但中国法律白纸黑字地告诉你们,当*要求访问你们的设备时,你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方便。我看不出你们有任何机会能在现有中国法律系统内挑战这种现状。”
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Game Over!




应该说,华为中兴遭到美国立法机构的强力封杀,美国*们只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上世纪苏联垮台后,一家独大的美国不甘寂寞,迅速为自己找到了下一个对手–中国。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从战略合作伙伴,到战略竞争者,到佐利克提出的利益相关者,名称变来变去,实施起来内容只有一个:接触和围堵。当美国需要中国时,接触就多一些;而大部分情况下,围堵占了上风。作为世界独霸的美国,看着身后紧追不舍得中国,第一反应也不可避免地是围堵和限制。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使两国存在不可消弭的怀疑情绪。中国近十年来迅速超越工业国家中的意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成为国民总产值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单一国家经济体,工业产出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国。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多是农产品,进口多为高科技产品,以至于经济学家说,从贸易成分看,和中国比起来,美国更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华为的成长就是中国实力成长的一个缩影。华为在二十余年间,由一家汲汲无名的小公司,通过多年的辛勤耕耘,一步步超越了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和摩托罗拉等业内巨擘,去年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生产商。今年上半年营收更首度超越领头羊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生产商。今天的华为公司,拥有与西方媲美的技术,有着近14万年轻的员工,客户遍及全球140个国家,俨然成为一个营收超过300亿美元的企业帝国。与华为中兴不断的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其他主要电信网络生产商却在竞争的压力下遭遇危机,盈利下降,不断裁员,诺基亚-西门子和阿尔卡特-朗讯不得不靠合并以图提高竞争力,摩托罗拉卖掉了网络部门,而曾经占领加拿大股市市值三分之一的北电网络,干脆关门大吉。奥巴马*在金融危机后,为了解决美国高居不下的失业率问题,提出了复兴美国制造业的口号。电信网络设备制造业和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服务业,能为美国提供大量工作机会,又涉及敏感技术和国家安全,中国电信企业在这一领域遭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壁垒成为必然。凭借美国公众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不信任,美国*、立法机构可以毫无政治风险地封杀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的业务。在这样的美国内政环境下,华为中兴再如何解释与释放诚意也只能是徒劳。



华为公司在创业初期曾经在本国也很难拉到顾客,然而任正非明智地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不避条件差,利润薄的项目,靠着华为人在国内和亚非拉国家辛勤耕耘,逐步为其产品和服务赢得了声誉,华为可以说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电信科技发达的欧洲市场,华为也获得已宣布的4G电信网络过半数业务,成为高手云集的欧洲电信业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在重要的国家宽带网络(NBN)建设项目中,华为中标8个国家的网络建设,成为全球获此类合同最多的供应商。应当看到,新兴市场的利润虽然远不及欧美市场,然而中国企业在那里遇到的政治阻力一般较小,尤其是在经济增速很高的非洲大陆,华为与中兴有着西方公司不可比拟的成本比较优势,获得这些国家的合同远较西方国家容易。对于华为和中兴公司而言,新兴国家市场就是美国人常说的“低垂的果实”(low hanging fruit)。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也有着更广阔的市场前景。近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经济上飞速发展,居民收入的增长创造了大量中产阶级,以及新增的购买力。随着经济后起之秀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的市场等待开拓。由于手机拥有量超过人口总数的国家越来越多,从长远看,有着更大人口基数的发展中国家比西方国家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不难预见,发展中国家才是中国企业未来盈利的增长点。继续在发展中国家开拓和深耕,华为和中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此时华为中兴贸然放弃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操之过急地强攻美国市场这个最坚固的堡垒,可谓是战略方向上的根本错误。而华为在舆论准备和游说工作都不足的情况下贸然要求美国对自身进行调查,无疑是引火上身,失败在所难免。



华为中兴在美国的失败,后果可能是连锁反应式的。澳大利亚之前已经明确禁止华为参与该国国家网络(NBN)建设。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向来在政策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如果委员会所建议的限制中国电信公司参与美国电信市场项目与并购美国公司的立法获得通过,加拿大也很有可能修改本国法律使之与美国法律保持一致。华为公司引以为豪的在加拿大刚刚起步的业务,将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挫折。事实上,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一出炉,加拿大*已经暗示,该国一个计划中的*通讯网络项目将会因为安全风险的考量,排除华为的参与。渥太华方面引入了一个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允许其在不违反国际贸易义务的前提下,区别性对待某些对*网络系统构成潜在隐患的企业。在*贸易思想根深蒂固的英国市场,本来华为已经获得了良好开端,现在也无法排除欧盟在美国的示范作用下,重新启动对华为中兴的安全调查,在未来的竞标中排除中国企业的参与。



既然已经遭到美国的重手封杀,华为中兴是否就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了呢?本周传出华为老总任正非在内部讲话时称,决定放弃之前“韬光养晦”的战略,改为与美国企业正面竞争。这样的豪言壮语,虽然能激励人心,却实在看不出如何实现。首先,在目前的形势下,华为公司不仅拓展不了在美国市场的业务,恐怕连保持已有成果都有困难,可以说在美国市场能否生存下去都已经成疑,华为如何与美国企业“正面竞争”?而在美国市场以外的大多数国家(不含印度),华为依靠价格优势,早已在“正面竞争”中将美国公司打得节节败退,自然也无所谓放弃“韬光养晦”的战略。企业的本分,应该是广交朋友,广开财路,从善如流,和气生财。坏蛋的角色,还是应该留给*和立法机构来扮演比较合适。既然美国动用了国家机器封杀中国的高科技皇冠企业,华为中兴靠自身的能力已经无力抵挡,英雄救美的大戏,必须由中国*和立法机构来完成。经过多年的韬光养晦和休养生息,中国早已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幼雏,而是已经成长为“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了。面对美国在经济上的强势挑战,中国完全可以做一个称职的对手,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



首先,如果美国*按照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建议封杀中国电信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已经构成对中国企业的国别歧视,中国商务部应当理所当然地到世界贸易组织控告美国。根据世贸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在获得裁决之前名正言顺地对美国产品启动等量贸易报复。由于华为中兴公司在其他经济体所占市场份额巨大,估算出来的在美国市场遭到的损失必然也十分巨大。中国*不妨制定多个层次的贸易报复清单,酌情对美国的多个领域的美国产品加以制裁。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电信业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无法奏效,可以考虑对美国选民十分敏感的农产品发起报复。进行制裁的同时,应当声明中国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的自卫行动,希望与美国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只有美国*回到谈判桌前,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的市场准入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华为中兴在美国市场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的先进性,也不在于产品的价格,甚至不在于产品的营销,关键在于公司形象的宣传,能否说服美国的民众和政客接受自己,是华为与中兴在美国存在的基础。要想在美国这个中国以外最重要的海外市场获得成功,并没有什么捷径而言。如果当初华为将美国公司副总裁威廉•普拉默提拔到美国公司总裁的职务,放手让他在美国进行长期广泛的公关,努力提高公司在美国社会和政界的接受度,华为或可有一线希望逐渐打开美国市场。然而经过这次挫折,华为中兴将遭到美国立法机构和*的联手封杀,美国网络市场的大门已经基本关闭。华为现在所能做的,首先是尽量说服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保持与自己的合作。在安全检查的程序上形成一套公开可信的措施。在保住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国重要盟友市场的基础上,用行之有效的安全解决方案证明美国封杀中国企业的理由不能成立。在美国市场,华为中兴暂时只有忍耐,耐心等待时机的来临。如果将来经过中美两国的博弈华为中兴能够留在美国市场,今后他们在美国所能做的,也许只能低调培养市场,努力拓展不那么敏感但有前景广阔的的终端市场,在产品线上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美国多进行低调有效的公关活动,逐渐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以期在未来的网络市场分享利润。
华为与中兴已经发展为国际性大公司,海外营收占了大部分,华为目前的收入大约70%来自海外市场。可以预计未来,两家公司海外营收所占比例仍将保持在高位。两家公司专利申请在国内为前两名,在国际上也是名列前茅,保护知识产权关系到未来两家高科技公司自身的利益。华为与中兴要想在未来获得更大的成功,必须在经营方式,法律承担,公司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完成从初创公司到国际知名大公司的转型。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始终怀疑中国*持有华为股份或者是华为的实际控制者,他们对任正非的背景尤为关心。由于美国国会的这次调查,华为公司在发布2011年年报的同时,首次详细披露了其董事会、监事会、三大业务集团的管理层名单,以及其专业委员会名单。在1名董事长、4名副董事长、和常务董事和董事各4名的高层管理成员名单中,任正非仅排在副董事长中的最后1名。然而在听证会上,华为副总裁丁少华向美国*承认,任正非在华为公司拥有特殊的地位,即虽然他名义上只是公司副董事长的最后一名,却对公司所有决策以及股东大会的决议拥有否决权。试问,一个排名垫底的副董事,为何能够拥有其他更高级管理人员都没有的权利?这样的安排,如何能够让公众相信,华为公司是在进行正常的公司管理?华为公司要想将来在美国和西方法制高度健全的国家获得成功,正如情报委员会报告中所说的,必须变得更加透明,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重视所在国的法律义务,并对正常的公众媒体和管理机构所提出的问询反应更加积极迅速。而美国法律要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司必须成为上市公司,华为公司未来在国内与海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真正的公众公司,是唯一的选择。
这次华为与中兴公司在美国市场努力的失败,也暴露了中国企业乃至国家层面上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部门为本国企业服务上的缺位。
自从*提出“二十八字”方针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换届,始终是萧规曹随,沉迷于韬光养晦的迷雾之中。然而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如今的中国和世界,已经不再是邓公时代的中国和世界了。今日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坐拥超过三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军事实力位列三甲,更拥有其他国家眼红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按说在国际上应该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了。然而面对西方列强甚至是在列强羽翼下狐假虎威的撮尔小国的挑衅,中国常常表现出一种习惯性的宋襄公式的退让。正所谓“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不作为的风险逐年增高。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对本国企业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损害中国企业的政治经济成本太低,中国企业利益在国际上屡遭损害也就不足为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彩电在国际上遭到欧美和其他诸如阿根廷、土耳其、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轮番制裁,到后来的轮胎,钢材,水产品,等屡遭反倾销调查和制裁,乃至不久前美国刚刚裁定的对中国光伏产品高达250%的双反征税,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成为被制裁的重灾区。由于缺乏*有力的政治支持,中国企业在外国制裁面前也常常忍气吞声,屈服与他国的淫威。这次华为和中兴公司高管在听证会上公然把国外法律凌驾于本国法律之上的表述,难道还不能给中国*一个警讯吗?如果中国*再不奋起反击,其他国家可以不受惩罚地侵害中国企业利益所带来的示范效应,未来仍将给中国企业造成持续的损害。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不是为了遵守规则,更是要学会利用规则服务于自身的利益。中国*部门应当更多地利用这些规则为中国企业服务。反观美国的*部门,很大程度上既是美国企业的推销员,又是他们的保护神。华为公司受阻于斯普林特,与时任商务部长骆家辉的亲自出马不无关系。去年4月,印度宣布在百亿美元战斗机招标中首先排除了美国参与投标的F-16和F/A-18战机后,美国驻印度大使蒂莫西•罗默当天就就愤然辞职,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推销企业和产品的在美国*职能中的地位。




第二个暴露的问题是国内企业对市场所在地社会舆论以及政治生态了解的缺失。
华为公司对形势的误判,首先是源于对美国社会舆论和政治生态的不了解。华为在美国多次收购努力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收购三叶公司资产的挫败,本来应该是美国政界给华为公司的一个警讯,一个区区200万美元的电信技术公司的资产美国,都不愿让华为公司染指,华为如何能够期待在美国做成更大的交易?诚然,当前的美国电信市场正面临全面升级到LTE网络前夕,商业利益极其巨大,然而华为公司面对的是一个对自己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从政界到商界到媒体到民间,中国产品和大公司仍被视为洪水猛兽,屡屡成为造成美国人失业的替罪羊。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华为冒然要求美国国会对自己进行全面调查,如何能够期望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在听证会上美国*在提问之前总是首先以陈述既定事实的语气,谴责中国*蓄意攻击美国网络,盗取美国知识财产。华为中兴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如何能够期待听证会能够扭转调查组成员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成见?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在能源,高科技,军工领域,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十分难以涉足,任何收购的企图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在这些领域强攻美国市场,完全是方向性的错误,结果往往是交足了学费,最终却一无所获。
中国企业犯下这样方向性的错误在早有先例,中海油企图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便是一个显著的案例。2005年中海油向当时世界第9大石油公司市值不足百亿美元的优尼科提出185亿美元的收购后,立刻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美国*甚至通过修改《能源法》,事实上排除了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可能性。中海油在向罗斯柴尔德、高盛、JP摩根等美国公司付出数千万美元的咨询和中介费用之后,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值得深思的是,中海油老总傅成玉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公然称未与中国*达成默契,暗示如果能把竞购和不久后中国购买波音飞机的50亿美元大单,以及朝核谈判联系起来,可以对收购有所帮助。岂不知,中国*对中海油的幕后支持,恰恰是把美国否决这起收购案的主要理由之一。中国知名国企的首席执政官,在有公开记录的谈话中犯这样的错误,足见中国企业对美国政策存在巨大的盲区。华为公司在接受调查期间的一些做法也很值得商榷。去年12月《财富》杂志披露了华为的一封内部电子邮件,称华为美国公司副总裁威廉•普拉默要求华为美国员工按照一份拟好的寄给本选区*的信中填入自己和*的姓名,代表公司向*施压,寻求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7]。写信给*本是件有意义的事,然而来自一个在美国被认为是集权国家的企业员工用同一格式的给*写信,收到的效果恐怕只能是适得其反。



第三个问题是国内研究机构对外国企业政策研究和对本国企业咨询的不足。
中海油和华为公司的决策错误,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国内研究企业政策智库和咨询服务的缺失。美国的企业,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常常委托智库或咨询公司对决策的可能成败进行调查研究。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已经早已超越了2001年章家敦写《中国即将崩溃》时一厢情愿式的感情宣泄。许多著名智库设立了专门研究中国政策的研究中心,如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威尔逊中心成立了基辛格中美研究院,卡内基和平研究所成立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等等,对中国的研究极为公开踊跃。现在的美国,无论是在熊猫拥抱派(Panda Hugger)还是在屠龙派(Dragon Slayer)中,都涌现出许多对中国政策有着深刻了解的专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盖保德(Albert Keidel)与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Derek Scissors),企业研究所的卜大年(Daniel Blumenthal),国际战略研讨中心的葛来仪(Bonnie Glaser),不一而足。专门为在华企业提供咨询的机构,在中国的数量也已经十分可观。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工作,为美国*和企业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使得*与企业与中国打交道时,能够做到知己知彼。反观中国,企业尚不习惯于向智库和咨询公司购买企业调查和决策服务。民间对外国政策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华为在9月13日听证会出台的前夕,在其北美分公司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华为在美国的情况》的报告,该报告也是华为公司委托外国专家,美国的国际商务专家丹•斯坦博克(Dan Steinbock)撰写。[8]



最后,但却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中国*和企业在话语权上的缺失。
中国的企业,仿佛个个都得了媒体恐惧症,遇到问题时,望见媒体,首先想到的就是躲。长期躲着媒体这种态度,在一个对中国和中国企业都不了解到国度,无疑加重了公众对中国企业有罪推定的假设。华为被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曾收到业界有着重要影响力的CNET网,以及加拿大最大媒体国家广播公司(CBC)等许多媒体的采访要求。华为都将这些采访邀请一一拒绝。这些采访的邀请,本来对华为来说很好的公关机会,而华为就这样轻易放过了。试想连国内顶尖企业都是如此,遑论其他中国中小企业?今后中国企业要想在海外市场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必须在公司的法律、公关,和发言人制度上多下功夫。



近年来中国在软实力的建设上做了巨大投资,投资数百亿美元打造“中国的有线新闻网(CNN)”,相比与BBC和美国之音近两年大规模削减预算并减少播出时间(BBC干脆取消了中文广播),中国*电视台(CCTV)、中国国际广播公司(CRI),还有面向美国的蓝海电视台(BON TV),在海外用外语播出的时间大有超英赶美之势。然而用中国在国内做新闻的方式进行的宣传,巨额投入并不能换来收听收视率。中国国有媒*作的对外节目,按照《中非项目》资深媒体人欧瑞克(Eric Olander)的话说,是极度的乏味。很不幸的是,这并非对中国媒体的恶意中伤,而是残酷的现实。每次我在看节目换台时偶尔换到央视九套英文频道,心里总是由衷地疑惑究竟有多少人会看这些节目?为什么西方媒体对中国在世界各国投资建设这样双赢的好事进行肆意歪曲和充满偏见的报道,总是能在世界大肆传播和广泛引用,甚至在第三世界得到认可,而中国媒体所讲的故事却无人相信?为什么在非洲事务上中国声音在世界舆论的阵地上屡屡丢盔卸甲,整个国家媒体的努力还比不上《龙的礼物》(原美利坚大学教授戴博拉•布罗蒂加姆教授所著)和《援助之死》(赞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所著)这两本书给西方舆论界带来的反思和批判?如果中国媒体不转变思路,大量引进高水平的新闻媒体专业人士,制作出更多更好的纪实新闻报道,将来不要说打造中国的CNN,恐怕连半岛电视台的影响力也无法超越。


最后想说一句,美国虽然是中国可畏的对手,但远非中国的死敌。从历史上看,在中国最屈辱的时候,虽然美国跟着帝国主义列强抢了中国一道,但却也是列强中对中国帮助最多的一个。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中国最优秀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当中国面临亡国之难时,美国也曾对中国给予巨大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在当今弱肉强食的世界丛林中,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最高准则,实力的运用仍然是外交活动的硬通货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打得头破血流,转身就能结成战略联盟对付更大的敌人苏联;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公义叫得震天响,美国坚持保留联合国安理会五常这种不*的机制,拒绝给予新常任国家以否决权;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其他国家的投票权如何分配转换,美国坚持拥有自己的一票否决权;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国际社会呼吁将关系到世界各国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的互联网根域名服务器移交给国际组织托管,美国坚持对根服务器拥有控制权。在当今不完美的世界上,美国不愧是“内圣外王”的国家典范。中国与美国,在战略上相互竞争,在经济上水乳交融,小布什时期先后提出的战略竞争者和利益相关者可谓是对中美关系的准确的定位。由于实力上的差距,中美对太平洋居中划线而治的时代还远未到来。作为新崛起为世界领袖的中国,还有很大的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需要克服。如何学会利用和改变现有规则以及参与制定新规则以服务于自身利益,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美国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对后来者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对中国所使用过的包括最惠国贸易地位、世贸准入谈判、反倾销的国内法超级301条款,控制高科技和敏感产品流向中国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林林总总,蔚为壮观。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和科技水平的进步,中国也应当考虑在自己的政策工具箱里添置相应的工具。在必要的时候,中国也可以制定国内法对中国掌握的稀有元素资源进行出口限制,对自身掌握的高科技制定定向出口管制清单。治外法权,和超越国际法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国内法,本是大国的专属工具。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学会理直气壮地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运用适合自己的工具加以化解。虽然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风雨不断,也总有人预言中国即将崩溃,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具有超乎外界想象的学习能力,在曲折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又说,内无法家弼士,外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面对美国的战略竞争,中国应当丢弃一百年前的屈辱造成的受害国情结,以积极的心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和美国展开光明正大的竞争与合作,在学习中不断前进,未来的世界必定属于自信的中国人。





[1] Huawei Open Letter (华为公开信) Author: Ken Hu, Deputy Chairman of Huawei Technologies, Chairman of Huawei
USA http://www.huawei.com/ilink/en/about-huawei/newsroom/press-release/HW_092875
[2]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9月13日召开“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与中兴对国家安全威胁”听证会的实况录像 http://www.ustream.tv/recorded/25379435
[3]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U.S.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Posed by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Huawei and ZTE http://intelligence.house.gov/sites/intelligence.house.gov/files/documents/Huawei-ZTE
Investigative Report (FINAL).pdf
《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与中兴引发的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调查报告》(概述) http://www.tektalk.org/2012/10/14/《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与中兴通讯引发的美国国家/
[4] TELECOMS AND THE HUAWEI CONUNDRUM :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aei.org/files/2011/11/17/-telecoms-and-the-huawei-conundrum-chinese-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_121043556815.pdf
[5] Chinese Telecom Investment in the U.S.: Weighing Economic
Benefits and Security Risks http://www.aei.org/events/2012/03/22/chinese-telecom-investment-in-the-us-weighing-economic-benefits-and-security-risks/
[6] *国家安全法 http://www.stats.gov.cn/tjgl/swdcglgg/xgfg/t20041118_402209112.htm
[7] 行使你们的权利——支持华为 http://tech.sina.com.cn/t/2011-12-04/10296419894.shtml
Exercising your
Rights—Support of Huawei

http://tech.fortune.cnn.com/2011/12/02/exclusive-huawei-employees-ask-u-s-for-right-to-compete/

[8] 丹•斯坦博克:“华为在美国的情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342b2101012eb9.html